对于司法审查中行政成本权衡的范畴我们可以从纵向和横向若干方面分析。

[68]参见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01）泸行终字第33号。[27]《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3条规定：无效行政行为始终不产生效力。

麦卡特既没有去体检，也没有提出申诉。在此意义上，公定力是一个有效、便当的概念，为讨论公民拒绝权提供了一个理论起点。其次，拒绝权的行使还应当遵循适度原则。[33]这里的确认程序是为了澄清行政行为的效力，而不是限制当事人的诉权，更不是禁止当事人在其它诉讼中对行政行为效力的异议。他也可能阻碍行政行为的实施，例如拉扯民警不让其取走刚刚播放的黄碟。

[19]参见前引[2]，沈岿文。从反面而言，公民的法律判断以及根据自己判断所作的直接抵制不是最终的。在内容上也一般规定为由上级机关对强制性调查行为进行审查，颁发或者制作调查证件。

行政机关在行政活动中，经常会遇到一些紧急情况和突发事件，需要立即进行信息搜集活动，如果也严格适用令状主义，可能因为时间的延误而引起违法行为证据的灭失。这个判决以后未为法院所引用。第四，询问检查有达到行政目的的高度必要性。这里要求令状申请机关提交的令状申请和司法机关最终签发的令状，内容都必须明确特定：一，采取何种刑事措施必须明确特定。

在凯茨诉美国一案中［Katz v．United States，389U．S．347（ 1967）］，④最高法院认为，宪法第四修正案保护的是人，而不是场所。3. 调查员的姓名和职位。

这个判决后来被抛弃了。凯茨在公用电话亭里拨打电话从洛杉矶到迈阿密以及波士顿，传递赌博讯息。《税收征收管理法》第54 条规定，经县以上税务局（分局）局长批准，凭全国统一格式的检查存款账户许可证明，可以查询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存款账户。⑥、关于附带扣押，美国判例认为，附带扣押物品必须与本案有关，但日本和德国则认为即使与本案无关的他案犯罪物品也可以附带扣押。

宪法第四修正案禁止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然而没有定义什么是不合理的搜查和扣押。（二）德国在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近年来一直在强调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考量强制处分的适当性是法官的任务，法官必须在可能及可预期范围内，以其明确措辞裁定搜索，以便在可衡量及可控制的情况下干涉基本人权，并使其授权符合法治国家最低限度之要求。比如，日本《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第6 条的规定，《韩国行政调查基本法》第16条的规定。最高法院认为行政检查往往和刑事的惩罚无关，基于权衡法则，考虑到政府行为必要性与因政府行为对民众所造成之侵害，同意对行政检查令状的要求不必与刑事侦查一样严格，在颁发行政检查搜查证时，不需要可能的违法情况存在，只要存在执行法律的需要就能得到法院的许可。

《金融期货交易法》规定，证券交易等监视委员会的职员就一定的违反《金融期货交易法》的行为进行临场检查、搜查、扣押，要求获得地方法院或者简易法院法官的许可状。因此，行政调查中应当区别于完全严格的令状主义，而有所变通。

⑥其三，在调查时发现了令状上没有指定。比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 100 条规定，电讯往来是否监视、录制，只允许法官决定。

其四，行政机关调查人员自我防卫的需要。此外，这两家商店是与联邦政府签了约的，因此受1936 年一个法案的约束，该法案允许无证检查对最低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遵守。二，在火灾现场紧急救难检查及灾后现场检查，有损害发生之时，为防止泯灭证据及人犯逃亡，认为有急迫必要之情形，可以无须申请令状。第二，行政调查令状的签发机关以行政调查机关的上一级机关为宜，而不宜苛求为司法机关。四、建立行政调查中的令状主义令状主义作为各国普遍确立的宪法原则，目的在于为公民的人身自由与住宅不受侵犯权、隐私权营业自由权等基本宪法权利提供对抗公权力的宪法保障。宪法修正案4条规定，人民保护其人身、住房、文件和财物不受无理搜查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

然而，那些不会导致刑事控告的行政搜查能否成为搜索许可证要求的例外，最高法院却有两方面的判决。［2］［英］威廉•韦德：《行政法》，徐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版。

而任意性调查由于需要取得调查相对方的同意方能进行，在适用令状主义的问题上，无需苛责。来源：《政法论坛》2012年第1期。

对照而言，一个搜查许可证将从中立官员那里提供保证，即：检查是宪法下合理的，是由法令授权的，而且是行政机关按照特别中立标准而进行的。台湾大法官第166 号解释及第251 号解释指出，宪法第8 条有关人身自由的规定，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对于行政处罚也同样适用，违警罚法规定由警察官署裁决之拘留、罚役，系关于人民身体自由所为之处罚，应讯改由法院依法定程序为之，然而，鉴于严格区分刑事搜查与行政检查所需遵循程序，在对令状原则适用上需要进一步斟酌。

在普通法系国家，令状由法官签发，其他的签发主体非常少见。《水土保持法实施条例》第 25 条规定，水土保持监督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持有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水土保持监督检查证件。本文认为，应当做如下考虑：第一，并非所有的行政调查都要同样适用令状主义，而是依行政调查的不同类型有所区分。可以说，令状主义作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保障，已经得到各国宪法层面的普遍的确认。

7. 其他有关该行政调查所必要的事项。最高法院的理由在于，这些都是受普遍管制的商店，长期以来受政府严密的监督和检查。

地区法院认为纽约的法律违反宪法修正案第4 条和第14 条，福利管理机关不能停止拒绝家访母亲的补助金。1. 被调查对象（包括代理人或者具有管理责任的人） 同意的情形。

（三）根据第一款及第二款进行现场调查的调查员，应携带证明其权限的证书并将其出示给被调查对象。在怀曼诉詹姆士［Wyman v．James 400 U．S．309（1971）］一案中，最高法院认为对福利调查的家庭访问，是为了更新补助金，不是一种搜查。

［5］（P．111 － 142）（四）韩国在韩国，警察行政法上也认为，警察调查需要对相对人的身体或财产实施强制措施，同时又追求刑事追诉目的，就必须有令状，但是紧急情况除外。第四，令状签发主体是司法机关。但是，必须经检查站值班领导批准。最高法院树立的上述四要件为其后的实务所承袭，并为学界所认同。

未在此期限内认可的，不得继续窃听，已窃听的材料不得使用。因此，行政调查中应当允许令状主义例外情形的存在。

因为当代社会，很少人不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或多或少地享受政府的利益。但是，属于下列各项中的任意一项的情形，则不在此限。

王名扬著：《美国行政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 年版，第330 － 334 页。因此，令状主义作为各国普遍确立的宪法原则，理应运用于行政调查正当程序中。